北京大學法學院王華偉在《東方法學》2024年第3期上發(fā)表題為《論人形機器人治理中的刑法歸責》的文章中指出：

隨著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機器人在人類社會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技術的不斷進步，使機器人的智能化水平逐漸提升，經歷著快速的智能迭代。在各種不同類型的機器人中，人形機器人成為關注的焦點。作為具身智能的人形機器人在應用場景上逐漸拓展，人與機器人深度交互的時代逐漸臨近。人形機器人作為人工智能的一種實體應用形態(tài)，在為人類帶來便利的同時，也潛藏著一系列安全風險。具有高度仿人性、智能性特征的人形機器人除了對傳統(tǒng)人身、財產權利安全可能形成隱患，在軍事和警務領域，隱私、信息和數據安全以及性相關犯罪等方面，也帶來了很多新的法律挑戰(zhàn)。由此，在人形機器人的刑法歸責中，可能出現刑事責任離散、責任主體地位不明、刑法與前置法缺乏溝通、倫理評價標準懸而未決等一系列難題。

對于智能機器人行為的刑法歸責，在理論上，主要存在代理責任、過失責任、嚴格責任、獨立責任四種模式，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各自的優(yōu)勢與不足。不同智能程度的人形機器人在多種多樣的情形中被部署，其形成了多元、復雜、動態(tài)的安全風險。在此背景下，除了嚴格責任，其他幾種責任模式都可以被統(tǒng)合到場景化的刑法歸責體系中。在當前的技術發(fā)展階段，傳統(tǒng)刑法教義學原理可以處理絕大部分的機器人刑法歸責問題。但是，立足于人形機器人的智能屬性，應當在新的技術條件下對可容許風險和信賴原則等原理予以重新梳理和適度延展。面對技術和社會的不斷進步，刑法體系應當持發(fā)展的立場，將來可以考慮有條件地承認人形機器人獨立責任主體地位的可能性。對此，需要倡導建構式的理論應對機制，從本體論轉向功能主義視角，重新思考刑法理論體系中自由意志、人格、責任和刑罰等概念的意義。

場景化刑法歸責體系為人形機器人的治理提供了歸責路徑的指引，但由于人形機器人形成了多元性、特定領域導向的新型安全風險，在一些前沿的領域和復雜的情形中，既有的刑法知識體系尚無具體應對和處置方案。因此，刑法歸責體系應當對其他法律領域的規(guī)范評價和發(fā)展中的機器人倫理標準保持協同和開放，協同不同部門法之間的關系，將機器人倫理融入機器人刑法的責任判斷框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