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殷嘯虎

《唐律疏議》作為中華法系的集大成之作，不僅在于其汲取了前朝法律的立法精華，法律文本結構嚴謹，邏輯性強，更在于其“疏議”部分對法律文本的解釋繼承了漢魏以來的律學成就，闡釋法理清晰，解釋精到，具有很強的實用性。而其中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延續(xù)并發(fā)揚光大了漢魏以來以經注律的傳統(tǒng)，特別是“春秋決獄”的實踐。筆者在《春秋決獄的法文化意義》一文（詳見于《法治日報》2023年2月15日10版）中也提到：“作為中華法系代表的《唐律疏議》，也深受春秋決獄傳統(tǒng)的影響，在其‘疏議’部分，大量援引儒家經書解釋法律，闡釋法律文本的經義。”《唐律疏議》用儒家經書和禮儀著作解釋法律，闡明立法目的以及法律適用所應當遵循的原則，并通過這種“引經據典”，集中闡述了法律的基本精神，為法律的適用提供了基本的理論指引，對中國古代的立法及司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唐律疏議》中，特別是在作為總則的《名例律》的“疏議”中，連篇累牘引述了儒家經書和禮儀著作。從其引述的目的和作用來看，主要是以下幾方面：

第一，闡明制定《唐律疏議》的目的。首先，通過儒家經典論證了“因政教而施刑法”的法律觀，指出了刑罰的目的：“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也。”明確以儒家思想的核心——德禮作為刑罰的基本指導思想，并以此“銓量輕重，依義制律”。其次，通過對“律”和“律疏”的名稱的來源，闡明了《唐律》及其“疏議”作為國家大法的正統(tǒng)地位?！短坡墒枳h》引《尚書大傳》“丕天之大律”，注云：“奉天之大法，法亦律也，故謂之為律。”而“近代以來，兼經注而明之則謂之為義疏”因此，“律”和“律疏”的名稱的解釋都源于儒家經典，《唐律疏議》也是沿襲了漢代以來儒家注經的傳統(tǒng)，自然也具有同經典注疏同等的地位。最后，通過對《尚書大傳》《周禮》等儒家經典關于古代法律發(fā)展歷史的記載的引述，梳理了先秦至唐朝法律發(fā)展的歷史脈絡，指出了制定《唐律疏議》的目的，就是明確法律的作用，解釋疑難問題，以防止人們誤觸刑網，“不有解釋，觸涂睽誤”“爰造律疏，大明典式”。

第二，闡明《唐律疏議》重要制度的理論淵源。《唐律疏議》作為一部以刑法為核心內容的法典，在沿襲前代立法成果的基礎上，確立了一系列的刑法制度。《唐律疏議》在闡述這些制度時，從儒家經典中去尋求和探索其淵源，以說明其正當性與合法性。最典型的事例，就是關于“五刑”“十惡”“八議”等重要制度淵源的闡述。以作為基本刑罰制度的“五刑”為例：

五刑即笞、杖、徒、流和死五種刑罰?！短坡墒枳h》通過引述儒家經典中的相關記載，闡述其淵源與內容。關于笞刑，《唐律疏議》通過引述《尚書》的記載，指出了笞刑的目的是“人有小愆，法須懲戒，故加捶撻以恥之……故《書》云：撲作教刑，即其義也”；關于杖刑，《唐律疏議》說“《國語》云：薄刑用鞭撲，《書》云：鞭作官刑，猶今之杖刑者也”；關于徒刑，《唐律疏議》引《周禮》：“任之以事，寘以圜土而收教之。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辈⒅赋觥按瞬⑼叫桃病?；關于流刑，《唐律疏議》說：“《書》云：流宥五刑，謂不忍刑殺，宥之于遠也?！辈⒅赋觥敖裰?，即其義也”；關于死刑，《唐律疏議》也通過引證儒家經書，說明死刑雖為極刑，但是不得已而用之。

為了論證儒家所主張的“順天罰罪”，《唐律疏議》援引《孝經·援神契》中“圣人制五刑，以法五行”的說法，作為五刑的理論依據，并根據儒家所主張的陰陽五行學說，論證了“五刑”與“五行”之間的關系，體現了儒家法律思想所主張的刑罰適中的觀念。

第三，闡明《唐律疏議》文本規(guī)范的理論依據。根據“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的指導思想，儒家經典教義是法律之魂，相關法律規(guī)定不僅根據儒家禮教的要求而制定，并且根據禮教的要求適用。首先，一些規(guī)定本身就是基于儒家禮教的要求制定的，如關于老幼減刑的問題，《唐律》規(guī)定：“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罪以下，收贖?！薄笆枳h”對此的解釋是：“依《周禮》：年七十以上及未齓者，并不為奴?！辈⒅赋?，“為矜老小及疾，故流罪以下收贖”，明確了這一規(guī)范適用的目的和理論依據。其次，說明立法和法律適用的基本意圖和依據，如《斗訟律》中關于“毆傷見受業(yè)師，加凡人二等”的規(guī)定，“疏議”的解釋是：“《禮》云：凡教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道尊，方知敬學?！币虼?，“如有親承儒教，伏膺函丈，而毆師者，加凡人二等”。最后，直接以禮教所主張的道德義務作為判定法律責任的依據，如《捕亡律》在談到鄰里救助義務的規(guī)范時，指出：“依《禮》：五家為鄰，五鄰為里。既同邑落，鄰居接續(xù)，而被強盜及殺人者，皆須遞告，即救助之。若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睂嶋H上就是將禮教的道德義務轉化為法律責任，類似情形在《唐律疏議》的文本規(guī)范中也是不少的。

因此，《唐律疏議》的“引經據典”，闡明了立法的原旨與精神，解決了法律適用過程中規(guī)范的法律文本與復雜的社會現實之間的關系，更好地協(xié)調了司法實踐中情、理、法之間的矛盾沖突，特別是用儒家經典去解釋法律文本的做法，揭示了法律規(guī)范的內涵，有利于準確理解和適用。這一做法，也被后世的一些律學著作所沿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