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定宇

在廣州的越秀山頭，蘊藏著許多光輝的故事。其中就有一個關(guān)于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法學家如何“廢除酷刑、改革司法”的法律故事。為了追尋這位法學家的故事，我沿著中山紀念堂背后那條古木參天的“百步梯”山徑拾級而上，向越秀山的山頂攀登。

南宋以后，歷元、明、清三代，中國法律史上一個很不光彩的主題，就是“酷刑的泛濫”和“重刑主義”的再次興起。那時候，各地的衙門里、監(jiān)獄里和刑場上，日日笞杖之聲不斷，鞭打敲撲、凌遲梟首、剝皮戮尸等酷刑層出不窮。在許多來華經(jīng)商、傳教或旅游的西方人士眼中，那些戴著沉重的木枷被鐵鏈鎖在衙門口示眾，以及被剝光衣服、五花大綁并敲鑼打鼓地游街示眾的罪人，是晚清時期各地令其難忘的形象之一。

這個時候嶺南大地上，有一位杰出的法學家挺身而出，兩次向光緒皇帝上書，請求“廢除酷刑”。于是，中國近代的法律史，才終于徐徐地掀開了“司法改革”的全新一頁。

說起來，那位早在一百年前便已經(jīng)蜚聲世界的法律名家，那位晚清留學英國的法律博士，早在孫中山先生發(fā)動“辛亥革命”、推翻了兩千年帝制的前夜，便已經(jīng)在大清朝廷之上高高舉起了一面“司法改革”的大旗。當時，他曾與晚清另一位法律名臣沈家本共同主持修訂法律，在修訂過程中，他竭力主張全面引進西方各國的法律制度。

長期以來，許多學者僅僅把伍廷芳視為清末民初一位著名的外交官，而對伍廷芳一生中最偉大的一頁，即在“清末修律”中推動整個中華法系向近現(xiàn)代轉(zhuǎn)型的巨大貢獻惘然不知。然而早在九十多年前，孫中山先生卻已經(jīng)在其墓表之中濃墨重彩地為億萬國人刻畫出了這一位劃時代的法律巨星的光輝形象！

須知道，“司法改革”這四個字，其實，正是近代百年中國政治改革事業(yè)中一個值得重視的課題，亦是伍廷芳一生功業(yè)里最光輝的一篇！今時今日，已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看到，在“司法改革”這四個字的背后，潛藏著一個與中國社會的文明進步、與全體國民的民生幸福息息相關(guān)的偉大方向。中國倘若不能以“權(quán)利”立法、以“法律”治國、以“公平正義”樹社會新風、而以“自由平等”的國民新人格，去重鑄中華文明的新輝煌的話，那么，任何一切關(guān)于中國的“大國崛起”之夢，都永遠只能是一個夢囈。

而早在一個世紀之前，伍廷芳便已經(jīng)清晰地看出了“法律”與“歷史”之間那種緊密的聯(lián)系，看出了“司法改革”與“社會文明”之間深刻的相互影響，由此，他亦早就看出了振興中國命運的必由之路！因此，他早在康有為、梁啟超那場轟轟烈烈的“戊戌變法”之前，便已經(jīng)連續(xù)兩次上書給光緒皇帝，慷慨陳詞，請求“修律”。其后，當他切中時弊的改革意見被清政府一一接納，并與沈家本一起被任命為“修律大臣”之后，便卒能在滿清貴族大臣都極端頑固、守舊的政治環(huán)境里艱苦奮斗，大刀闊斧，然而卻又切合實際地革除舊律、草擬新律，并推動了中國傳統(tǒng)的法律由“惡法”向“良法”的進步，以及真真正正地推動了中國這個古老的社會，由“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的沉重轉(zhuǎn)身。

早在晚清政府行將就木的1907年，在創(chuàng)辦了“京師法律學堂”，為今日中國法律院校首開先河之后，學貫中西的伍廷芳便以正二品的官銜，再次被清政府任命為駐美國公使，而調(diào)離了“清末修律”的主戰(zhàn)場。在當時，晚清政府雖也曾一度表現(xiàn)出一種“革故鼎新”“變法圖強”的豪情壯志，但面對著國際國內(nèi)許多盤根錯節(jié)的嚴峻問題，晚清政府卻像一個病入膏肓的病人那樣，伸個懶腰，打個哈欠，便又再沉沉地睡去。當時，全國人民熱切盼望的晚清政治改革——“預備立憲”，立來立去，只立出了一部“皇權(quán)至上”的《欽定憲法大綱》，和一個老朽昏庸的“皇族內(nèi)閣”。

伍廷芳曾為之傾盡心血的“法律改革”也漸成泡影——他博采西律、一手創(chuàng)擬的《大清新刑律草案》《大清民律草案》，因被頑固派官僚猛烈批評為“不合國情”“不符禮教”多成死胎，而“有罪推定”“刑訊逼供”等封建社會的司法陋習，則依然故我地猖獗盛行。目睹著此情此景，心灰意冷的伍廷芳，便終于在辛亥革命爆發(fā)的前一年，毅然地退出了官場。

獨立斜陽，暮色蒼茫。再北望神州，我分明聽到了一陣陣社會變革、法律改革的大潮，已經(jīng)從珠江河的河面上涌起。

（文章節(jié)選自余定宇《尋找法律的印跡（2）：從獨角神獸到“六法全書”》，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