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定宇

1900年，當八國聯(lián)軍殺入北京、整個中國都面臨著一場空前嚴峻的“瓜分狂潮”時，當所有的中國人都在為一個極端痛苦的問題，即西方國家為何能在短短的兩百年間富國強兵、后來居上地超過我們？而一向自詡為天朝上國的堂堂中國，卻又為何在秦漢以后的幾千年間停滯不前、落后挨打？苦苦思考時，在天津，卻早就有一個人，發(fā)出了一個極其冷靜的聲音：吾觀乎西方國家之所以富強及中國之所以貧弱，其根本的原因，便在于東西方社會和東西方法律的——“自由不自由異耳”。

眾所周知，嚴復是近代中國一位著名的翻譯家和啟蒙思想家。但鮮為人知的是：他也是一位堪與伍廷芳、沈家本并肩而立的近代法學“三劍俠”之一。他的一生，雖然萍蹤萬里，但卻有整整二十年的光陰，是客居在天津。

話說嚴復（1854年-1921年），正是鴉片戰(zhàn)爭時期那位民族英雄林則徐的同鄉(xiāng)，即福建侯官縣人（今福州）。他雖然生在福州，但12歲便考入了馬尾船政學堂，與后來在“甲午海戰(zhàn)”中壯烈殉國的鄧世昌是同班同學。而17歲便加入了南洋水師，隨著軍艦，滿世界地漂泊。22歲那年，他更被清廷選派，遠渡重洋，到英國的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校留學。正是這一多姿多彩的青少年經(jīng)歷，為他日后成長為一個“學貫中西”的大啟蒙思想家，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基礎(chǔ)。

歸國不久，恰逢李鴻章在天津創(chuàng)辦了一所“北洋水師學堂”，于是，27歲的嚴復，便被調(diào)任為該校的總教習，并由此開始，在天津一住就住了20年。

嚴復的故居，就在天津一條名為“津門故里”的古文化商業(yè)步行街上，那兒現(xiàn)今還安放著他的一尊銅像。銅像旁邊的一堵青磚大墻上，還嵌貼著嚴復翻譯的《天演論》里面的一句名言——“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而凝視著這八個大字時，我的心里，便又不由地感慨叢生。在《天演論》中，赫胥黎把自然界的“叢林法則”生搬硬套到人類社會的發(fā)展規(guī)律上來，從而，便在有意無意之中，弘揚了一種“弱肉強食”的霸權(quán)主義，和鼓勵了一種“逆來順受、委曲求全”的犬儒思想。這種把人類社會僅僅看作為一個巨大的“斗獸場”和一片野蠻的“殺戮戰(zhàn)場”的“霸道”思想，與中國先哲早已提倡的那種“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王道”理想是格格不入的，而今時今日，則與我們已逐漸認識到的那種“公平正義、憲政法治”的社會建設(shè)之道，更是完全背道而馳。

作為一個翻譯家、思想家，嚴復一生中對中國學術(shù)的最重大貢獻，便是第一個將西方法學中關(guān)于“權(quán)利與義務(wù)”“秩序與自由”的思想學說和理論精華介紹到中國來。眾所周知，西方學者關(guān)于“自由主義”學說的經(jīng)典著作有三部。第一部是亞當·斯密的《原富》。第二部是約翰·密爾的《論自由》。而第三部，則是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這三部代表性著作，最早都是經(jīng)由嚴復翻譯才被完整地介紹到中國來的。而其中，除《論法的精神》之外，其余大多數(shù)嚴復翻譯的西方法學名著，都是在天津大獅子胡同譯出的。因此，當我漫步在這個當年西方法學的“西來初地”，流連在這個當年“自由主義”的思想圣地大獅子胡同里時，我憶起的，卻不是《天演論》，而是嚴復當年在此地潛心翻譯約翰·密爾的《論自由》時的夜夜燈光。

簡單來說：150年前，那位英國思想家約翰·密爾在他那部薄薄的《論自由》一書里，不是泛泛地去空談“自由主義”的宏大理論，而是傾注全力地去集中研究了這個問題，即“權(quán)利與權(quán)力的邊界”問題。在書中，密爾全面地論述了自己提出的兩項基本原則：第一，任何個人，在完全純屬他自己私人事務(wù)的范圍內(nèi)，都應(yīng)該擁有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行動自由和表達意見的自由。這些自由，倘若不損害他人的利益，那政府、社會和他人就完全無權(quán)干涉和不得干涉。第二，只有當公民個人的自由已經(jīng)危害到他人的自由或危害到公共的利益時，政府和社會的公共權(quán)利，才可以用法律懲罰或輿論譴責的方式，去對這些被濫用了的權(quán)利和被濫用了的自由，來施加適當?shù)南拗坪蛪褐啤?/p>

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他一貫力倡的那種“自由主義”思想，是以“不損害他人的自由”“不損害他國的安全”為前提的。而他那種對“群己權(quán)界”的精確劃分，細細讀來，便可說是對整個中華民族最語重心長的一種靈魂指引。他在那篇著名的《論世變之亟》的文章里，在分析東西方文明發(fā)展差異時所作出的那句精辟結(jié)論——“自由不自由異耳”，更是一種對整部世界歷史和中國歷史的最深刻解讀。

嚴復在這短短的一句話中，便一針見血地揭示出了古往今來東西方社會文化和法律傳統(tǒng)中最本質(zhì)的價值觀念的差異。而同時，他亦在這寥寥的七個字中，第一次，從“歷史”的進程中去觀察“法律”，并反過來，再從“法律文化”的視角去解讀“歷史”，從而，他便能第一個為我們揭示出“法律的進步”和“歷史的進步”之間那種極其緊密的但卻又很少有人去注意的相互影響。

當步出了大獅子胡同徘徊在海河邊上，遠眺著河面上那些大大小小的橋梁時，忽然之間，我便又不由地心有所感：嚴復先生，不正是東西方法律文化思想和學術(shù)交流史上一座偉大的橋梁嗎？

（文章節(jié)選自余定宇《尋找法律的印跡（2）：從獨角神獸到“六法全書”》，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