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定宇

澳門，是中國南海岸上一個最具有歐洲風韻的小城。但對于我來說，澳門的魅力，其實并不在于她那迷人的異國情調，而是在于一個人，和一本書。這個人，就是那位在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澳門之子”——鄭觀應；而那本書，則是那部早在一百多年前便曾經(jīng)猛烈地震撼過中國人靈魂的——《盛世危言》。

一路行，一路尋，在尋找“鄭家大屋”的路上，我不禁悠然想起了鄭觀應的生平——

細說起來，這位鄭先生其實并不是一個土生土長的澳門人。1842年7月，正當清朝在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中一敗涂地、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割地賠款的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即將簽訂的前夕，他出生在珠江口外、距澳門僅一箭之遙的廣東省香山縣（即今日的中山市）。他出生時，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的烽煙還未完全散盡，而當他17歲時，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的炮聲，便又再珠江河的河面上隆隆地響起。當時，康有為才剛剛出生，孫中山還要過七年才呱呱墜地，但國勢艱危，讀書無望，于是，少年的鄭觀應就棄學從商，跟隨著眾多的“香山買辦”，到當時剛開埠不久的上海灘來謀生。這一去，就是整整27年。

在上海灘這個畸形繁榮的十里洋場上，鄭觀應從昔日的一名“鄉(xiāng)下仔”，變成了一個知識和頭腦都十分開闊的人。在數(shù)十年與西方人打交道、數(shù)十年的商戰(zhàn)實踐中，他不僅漸漸地學到了當時許多從西方流入的科技知識和企業(yè)經(jīng)營的先進理念，而且，還廣泛地接觸了當時西方許多流行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法律等思想學說。春風得意之時，他曾經(jīng)出任過英資太古輪船公司的總理，擔任過李鴻章創(chuàng)辦的輪船招商局總辦、上海機器織布局總辦和上海電報局總董等重要職位，39歲時，在澳門的西望洋山上，為父親——這位鄉(xiāng)村老塾師建起了一幢“前迎鏡海，后枕蓮峰”的豪宅。但44歲時，卻風云突變。當他千金散盡、囊空如洗之際，便黯然抱病返回到這座依山面海的“鄭家大屋”里，終日佇立在西望洋山的山巔上，俯瞰大海，并苦苦思考著“中國為何貧弱”，而“西方又因何而富強”等東西方社會發(fā)展史上那些最深層的問題。

鄭觀應在窮困潦倒、隱居澳門的6年時光里，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家徒四壁的祖屋里閉門讀書，醞釀并寫成了一部長達30萬言的皇皇巨著——《盛世危言》。1894年3月，亦即中日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的半年前，此書剛一刊行，便馬上在中華大地上掀起了一場強烈要求“變革”“立憲”“政治改革”的思想風暴。其著作出版的年代，比康有為、梁啟超所發(fā)起的那場“戊戌變法”運動足足早了4年。80歲那年，鄭觀應病逝于上海。而他最早提出來的那些關于“憲政”“法治”的光輝思想，他那個“子規(guī)夜半猶啼血，不信東風喚不回”的偉大靈魂，則隨著他那部不朽的著作，永遠留在了澳門。

說起來，《盛世危言》，是一部晚清時期最震撼朝野的“變法”巨著，也曾經(jīng)是中國近代出版史上一部翻印多、版本多，同時大受歡迎的政論暢銷書。它思想深刻，但言辭卻相當淺白，因此，在當時中國社會的各界人士——上至滿朝文武大臣，下至士、農(nóng)、工、商甚至市井小民、販夫走卒之中，都風靡一時。

翻開這部書的目錄，只見第一篇的篇名，只有簡簡單單的兩個字——“道器”。

什么是“道”？什么是“器”？用現(xiàn)代的語言來解釋，這兩個字是指“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兩個不同的概念。由于一貫以來，在舊中國，主張“學習西方”“學習外國”都是一件很危險的事，都會被人罵為“洋奴”“賣國賊”，因此，主張“全面效法西方”來進行改革的鄭觀應，便不得不在全書的一開首，就開宗明義地將自己對東西方文化所持的立場態(tài)度，來一個總的說明。

簡而言之，這篇文章的基本思想，可以概括為三句話。第一，中國從來就不是“世界文明的中心”。第二，萬國的文化，都各有其優(yōu)缺長短：中國文化之長在“道”，而西方文化之長在“器”，兩者結合，可以開創(chuàng)出一種完美的新文化。第三，追溯起來，中國文化，雖只是萬國文化中的一種，但西方先進文化的種種根源，其實還是源出于中國。中國古代的“四大發(fā)明”對世界文明的巨大影響自不必說，而英、法、德、美等西方國家的政治、經(jīng)濟、法律制度，其種種“選賢任能”“司法公正”乃至“以民為本”“天下為公”等學說、思想，亦無一不深具中國遠古以來唐堯、夏禹和周公三代教化之遺風。因此，“效法西方”，其實只不過是從西方，把中國曾一度丟失了的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找回來。

正是從這部震撼朝野的《盛世危言》里，許多中國人，才第一次聽到了“憲法”“議會”這些全新的法學概念，才第一次從西方法律文化這種異質文明的養(yǎng)分之中，獲得了“權利法治”“民主憲政”理念的第一次啟蒙。

（文章節(jié)選自余定宇《尋找法律的印跡（2）：從獨角神獸到“六法全書”》，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