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殷嘯虎

勸善書是中國古代勸誡世人去惡為善的書和文章，自宋代以來在民間廣為流傳，其中比較著名、影響較大的有《太上感應篇》《文昌帝君陰騭文》《了凡四訓》（又名《陰騭錄》）等，內(nèi)容多兼融儒、佛、道三教的因果報應、忠孝節(jié)義、積善濟世等思想，涉及家庭倫理、為人處世、社會生活以及為官之道等多個方面。由于司法辦案是古代衙門的一項主要活動，因此，慎刑觀也就成為勸善書中為官之道的重要方面；而勸善書中有關慎刑觀的內(nèi)容，也是中國法制史和中國法律思想史的重要史料。

《太上感應篇》是中國現(xiàn)存最早的勸善書，它的開篇就說：“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人皆惡之，刑禍隨之，吉慶避之，惡星災之，算盡則死?！边@可以說是古代勸善文的基本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也是勸善文所倡導的慎刑觀的核心依據(jù)。

勸善書的慎刑觀，立足于人們的主觀動機，即“心”?！短细袘分姓f：“夫心起于善，善雖未為，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于惡，惡雖未為，而兇神已隨之?！币虼?，善有善業(yè)，惡有惡業(yè)，這就是佛教所說的“因果”。也正是基于這種善惡的因果觀，作為鼓勵和督促衙門官吏慎刑的評判標準和要求。

首先，就“善”的弘揚而言：勸善書明確將慎刑作為“善”的要求，并且鼓勵衙門官吏努力遵循。清人熊弘備（勉庵）在其《寶善堂不費錢功德例》中，將慎刑列入“官長不費錢功德”的內(nèi)容，并提出了一些具體的要求，如：“不節(jié)外生枝騷擾，不依樣葫蘆（防冤抑也）”“不輕重用刑（體好生之德，免難受屈招）”“不徇情屈法，不受私濫刑”“不執(zhí)法太苛”，并要求“矜原錯誤，罪疑從輕”。清人李日景的《醉筆堂三十六善》中的“居官三十六善”中，也列舉了“審理公平，不得任性作聰明；用刑詳慎，不致皂隸受賂，有所重輕”作為辦案的要求。

其次，就“惡”的防范而言：在《太上感應篇》中，列舉了“賞及非義，刑及無辜”“凌孤逼寡，棄法受賂；以直為曲，以曲為直；入輕為重，見殺加怒”等“非義而動，背理而行”的行為，并指出：“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死有余責，乃殃及子孫?！?/p>

在古代衙門辦案過程中，最常用的審訊和取證手段，就是刑訊；但刑訊又往往是屈打成招，導致冤假錯案的主要原因。因此，刑訊不可不用，又不可濫用。在勸善書中，就提出了“刑者，圣人無可奈何之法”，并說“古云：刑官無后，不可不慎也”。在《傳家寶全書》中有一篇“官業(yè)債”，開篇就提出“圣人治世不得已而設刑”“每見官長坐于法堂之上，用刑慘酷，雖施當其罪，猶不能無傷于天地之和。況以貪酷為心，或問事未實，或受人賄囑，即錯亂加刑，甚至拶夾問罪，枉屈愚懦，其還報自昭彰”。為此，勸善書中對慎用刑訊提出了不少具體的要求。

明朝刑部侍郎呂坤專門有一篇《刑誡》，提出了“五不打”“五莫輕打”“五勿就打”“五且緩打”；以及“三又莫打”“三憐不打”“三應打不打”“三禁打”等。清朝著名的勸善書《文昌帝君功過格》中的“居官”功過格，也對慎用刑訊的“功”與濫用刑訊的“過”作了明確的列舉，如“老幼勿打（一功）”“醉病弗打（一功）”“婦女不輕用拶子（一功）”；而“罪情未按，杖死一人（百過）”。這種功過“所以報應隨之，不及其身，必及其子孫耳”。

值得注意的是，勸善書中的這種慎刑觀，并不僅僅是一種“說教”，而是有中國法制史上的一些真實的事例為支撐的。其中最為典型的事例，就是《太上感應篇》等勸善書多提到的西漢于公治獄的事跡。于公是西漢丞相于定國的父親，據(jù)《漢書·于定國傳》記載，于公為東海郡決曹（協(xié)助太守辦案的官吏），有孝婦被誣殺死了婆婆，于公據(jù)理力爭，但太守不聽，于公憤而辭職。孝婦被冤殺后，郡中大旱三年。新太守上任后，于公說服太守替孝婦平反，并進行旌表，結果“天立大雨，歲熟”。于定國由一個縣衙小吏一直做到丞相，后人認為是于公辦案積德的緣故。宋人倪思的《勸積陰德文》就說：“于公治獄不冤，而子孫以興?！?/p>

明人袁黃的《了凡四訓》（《陰騭錄》）的“積善之方”中，也記載有兩起因慎刑而福佑子孫的事例。

一起是鄞縣人楊自懲，他“初為縣吏，存心仁厚，守法公平”?？h令一時發(fā)怒，鞭撻囚犯，楊自懲勸解說：“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哀矜勿喜；喜且不可，而況怒乎？”縣令聽后，轉怒為喜。楊自懲兩個兒子，分別為北京禮部侍郎和南京禮部侍郎；長孫也做到了刑部侍郎，據(jù)說都是由于他積德的緣故。

另一起是嘉興人屠勛，他任刑部主事時，辦案審慎，“宿獄中，細詢諸囚情狀”，平反釋放無辜者十余人。并建議“五年差一減刑官”，核實平反冤獄。屠勛一直做到刑部尚書，據(jù)說他曾夢一神告之曰：“汝命無子，今減刑之議，深合天心，上帝賜汝三子，皆衣紫腰金?！焙髞硭娜齻€兒子屠應塤、屠應坤和屠應埈“皆顯官”。

這些人物和事例盡管都是真實的，但顯然夾雜著后人的附會，不過在當時這種因果報應觀的影響下，依然有很強的說服力。因此，古代勸善書的慎刑觀雖然是以因果報應的福禍觀為支柱，但對于勸誘官員慎刑恤刑、鼓勵他們秉公司法，無疑有著積極的一面，值得我們認真研究。